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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2DS情景中，工业部门在2030年之前采取的早期的碳减排措施带来的减排量占了2014年-2060年直接碳减排量的15%，并且从长期来看这防止了低效技术在新增产能中应用的“锁定”效应，以及避免了在创新性低碳技术上的额外投资。
从生物质获取的能源（也就是生物质能源）是人类已知最古老的能源，目前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来源，占全球一次能源供应的11%左右。生物质能源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低效的方式为贫困家庭提供能源，用于做饭和供热。
在RTS情景中，虽然用传统方式使用的生物质有所降低，但生物质能源在终端的使用量依然增长了45%。这个增长主要受已有的优惠政策的刺激。
现代生物质能源是低碳能源情景的重要部分，因为作为一种可以广泛获取的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源在供热，电力和交通设施减碳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如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这些领域很难用其他方式实现去碳化。扮演这样一个重要角色非常具有挑战性，为了优化生物质能源的贡献，需要客服一系列技术，经济和市场障碍。
然而，生物质能源只有在可以带来明确和巨大的碳减排，并且不引起对环境无法控制的影响或者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在能源行业碳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2DS和B2DS情景中模拟生物质能源的角色时，考虑到能持续获取的生物质原料数量的限制，总的可获取的生物质供应被限定在145 EJ。
在B2DS情景中，生物质能源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但重心有所转移。这是由于更高的能效水平和其他技术的更大贡献所带来的能源使用和燃料结构的变化。一个关键的变化就是更多的生物质能源生产使用BECCS（生物质能源碳捕集和封存）和BECCU（生物质能源碳捕集和利用）技术。B2DS情景中需要的可持续生物质的总体水平与2DS情景差不多。
实现生物质能源在2DS和B2DS情景中的贡献取决于一些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特别是交通燃料。
145 EJ的原料需求在可持续获取的范围内，但是如何获得这些资源是一个挑战，且需要创新-比如发展尽可能减少对土地使用影响的生物质来源。
这要求一个国际认可的可持续性管理机制的支持，可以避免使用不好的方式，同时刺激和支持在可持续供应上的创新。
讨论CCS这种重要的技术前，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国际能源署的政策推荐是和前置性的政策目标假设紧密关联的：这个政策假设是，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升按照《巴黎协议》需要控制在2°或者1.5°的水平。
在2DS情景中，CCS在减少电力、工业和交通领域的碳排放中作用巨大。在2060年，每年将有大约70亿吨的CO2被捕集。这与目前每年3000万吨的捕集量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增长。B2DS情景则更加依赖CCS，2060年需要每年捕集超过110亿吨CO2。
在展望期（2060年）内，中国和美国占了每年捕集量的几乎一半；而在展望期后，则占约三分之一。
我们坚信，CCUS不是实验性的，不是科幻小说。这与媒体经常说的CCUS“未经证实”的论调相反。 因为经过已有的超过12年的试验运行，全球工程数量正在增长。
但是，我们需要在这里敲响警钟: CCUS的应用太慢了，比需要的速度慢了很多。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和商业问题。
CCUS需要针对性的支持机制 –我们不能仅依靠碳价格来推动CCUS，一般来说单靠单一（政策）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发展CO2运输网络，这使单个排放者得以利用商业运行的基础设施。政府可以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把利益相关方聚到一起。
需要储存的CO2数量凸显了寻找和开发储存地资源的重要性，推动在工业、燃料生产和电力部分推广碳捕集。
我们还要强调，CCUS为很多部门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对电力行业，可以在那些现代的，依然还有很长寿命的电厂的改造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电力行业还有其他选择，CCUS也不是水泥，钢铁和化工行业的必然选择。但是，这些行业的深度减排都将会需要CCUS。
2015年，清洁能源领域研究、开发和示范RD&D的投资是260亿美元。公共部门支出占78%，这其中包括了国企的支出。
2012年以来，全球清洁能源RD&D支出就基本上保持不变，虽然2015年是近四年最低的。
来自公司层面的数据显示，2016年私营部门的支出较2015年有一定的增长，但增幅很小。
国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全球公共和私营部门在所有技术研究和开发R&D支出是每年1.3万亿。
2016年全球研发支出前三位的IT公司是: Amazon, Google and Intel。美国之外研发支出最大的IT企业是韩国三星（第五）和中国华为（第六）。这些企业每家的研发支出都比最大的制药企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