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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祎：近两年，全球能源互联网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我觉得确实是在整个国家乃至国际上，然后引起了很多的这种反应反响。全球能源互联网和光伏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分析来看，全球能源互联网本身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把全球能源互联网拆开看，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两个概念加一起，首先是全球，第二个是能源互联网。我们先看看能源互联网这个事情，走到今天，我们中国在互联网上的产业发展，我觉得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我们在这个支付上也好，各种情况也好，我们中国在互联上这种创新精神，接受精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自己非常认可，别人对我们非常认可，至于能源互联网是什么东西，无非就是把人在一天的工作生活中，我们所有对于能源的一种需求，以及我们下一秒对我们行动对能源的，进行大数据的计划，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需求，再提前一定的范围内提出去，等到能源的对我们的一种供给，这个是能源互联网。打破现在只是被动的接受，将来在未来的社会里面，我们更多的可能产出、需求、得到响应，整体有一种互联互通的效应，这个东西最开始最基本的实现是在区域性的实现，这一点来讲，在中国我们近几年的这种能源政策的一种支持，我们也做了很多，包括国家能源局也做了很多，可再生能源示范，包括互联网，微电网一些项目的支持，我觉得这些项目实施的一种方向，都是在慢慢向能源互联的一种靠近，在我们整体的区域里面，我们的能源互联一旦达成了一种平衡，我觉得我们下一步就考虑的是通过我们的特高压技术，通过非常强大的电网技术，进行全球的能源互联网的连接。在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连接上，我们不是每一个区域都达到了一种平衡，那么这种情况下全球范围内怎么进行能源的调度和能源需求的供给响应。
主持人：记得能源互联网刚出来这个概念的时候，国网让我写了东西，我当时抱着质疑的态度，但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很快，在光伏技术大幅度提升支持下，能源互联网全球的展开，像你刚才说的是很有潜力的。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成功实施。但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光伏发电和无电地区的电力化，这个问题请尚总解释一下。这个对能源贫穷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尚耀华：各位来宾下午好，我来自隆基绿能股份的尚耀华，主持人问的问题非常好，上周我刚好在摩洛哥参加中非企业论坛，其中有一个话题是可再生能源。他的主题是可再生能源中国点亮非洲，非洲的电力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基本的照明都保证不了，更不用说其它的生活需求，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企业，我们究竟把我们的优势，带到非洲去，带给这些无电地区，提升这些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这一方面我想谈一下隆基简单的经验，隆基绿能从2014年开始，介入下游产业，包括我们的组件、电站业务。从2015年开始，我们在海外陆续开展一些布局，非洲地区我们专门做了市场调研，针对非洲地区电网基础设施薄弱这种现状，我们开发了相关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非洲的产品，利用光伏发电提水灌溉，比如说非洲有大量的通信设施在建设，但是一样需要供电，我们用光伏发电，给通信的基站提供电源。还有非洲大量的村庄基本照明都是问题，我们陆续开发了光伏发电机，包括和其它一些公司在合作，陆续开展集成化的房屋，这个房屋的供电全部来自光伏，可以为一户家庭，生活，基本消费、基本照明提供电源。
怎么在一些无电化的地区和光伏结合起来，一定要结合当地的市场，当地客户的特殊需求，当地的特殊的条件。开发适合他们的产品，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次在摩洛哥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传统意义上非洲并不是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这次去了以后发现非洲朋友们非常热情，主动把自己归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摩洛哥就谈到说，我们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终点，传统意义上我们感觉欧洲是，但是它愿意主动的拥抱“一带一路”，说明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前景，看到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带来的收益，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好处，大家都能看到，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我们的光伏一定要响应国家的号召，要走出去，谢谢。
主持人：下面是光伏产业走出去的法律风险规避，刚才一直聊中国想怎么样，中国是不是要在这个光伏产业当中做这个领袖，还是说我们只是发挥一个引导的作用，这是想请教各位专家的。然后我们自己想做什么，这也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经济体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并不一定表明“一带一路”国家或者经济体必须接受。这样会产生文化差异或者相互之间的本地产业和外来投资的竞争，从而产生的法律风险规避。我在印度，去尼赫鲁大学的教授家，他们的家电力不够。夏天在窗户外面用铁皮弄一槽子水，用很慢的电扇把水气往家里房间里面送，感觉稍微凉一些。那么我们的帮助里面，为什么会发生法律纠纷，或者风险呢，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或者我们已经发生了哪些案例，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座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企业高管。请宋老师先说一下。
宋彦勤：因为我的经验是间接的，好多在座的企业家，有一些先行者，昨天我看到一个11月份的一篇文章，关于“一带一路”风险、策略等等，也是直接介绍太阳能光伏企业，对外开展合作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刚才主持人和几位专家提到的名字，特变电工、海润、协鑫等等，这几家都在其中，还有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今年太阳能光伏的出口量比起去年有所下降，好像在10%左右。但是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企业他们已经在海外设厂了，把制造环节本地化，像咱们当年吸引外资要求国外的企业在中国设厂，来减少成本，增加竞争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就业一样，咱们现在走出去也是采取这个策略。
我想说的针对主持人提的这个话题，我有一些间接的经验和体会，不是说直接针对太阳能光伏的，是我了解到，我到尼泊尔去管理一个水电项目的时候，当地人给我介绍的关于中国企业两个很负面的故事，在这里分享一下，因为这两个事情都跟风险是直接相关的。
一个就是尼泊尔曾经做一个那个变压器改造的项目，也是大规模的这个国家级的一个基础设施的改造项目，当时招标的时候是咱们国家湖南一个企业中标的，中标以后，就发现这个投标价太低，要大范围的给它提供变压器设备，这个项目根本赚不了任何钱。他把这个变压器的绕组，做几个，来考察的时候，给人家看的是铜的，第一批发的货也是铜的，后面都变成铝的，安装上去没有多长时间烧了，一查好多都是铝的，那边报案了，说这边有售后的事情，要求你们企业领导看，一下飞机，总经理副总经理都逮捕，一查，能源局14个领导涉县受贿。导致中国企业的名声受到影响。那边有风险，要审查，管理程序加强，我们在能源局做项目，它相当咱们国家的电力公司，发电和输电没有分开之前的国家电力公司，因为发电和输配电都是全网，现在做电力体制改革，把发电和输电分开，是这样一个阶段，面临的问题都一样。它的审批程序，超过五千美元以上的合同，要直董会批，直董会不管是管理层，包括其它政府部门，独立董事，三个月开一次会，那么大国家级的电力主管部门，那么小规模的一个项目额度，要走这么复杂的程序。
然后还有一点，风险，我觉得这个咱们企业要走出去，考虑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咱们国家这个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一旦做了决定以后，这个项目实施，一般来讲很顺利的，不会遇到太大的阻碍，遇到各种阻碍，政府出面一协调，这个事情解决了往前走，这些国家尤其是我所了解的，这个尼泊尔等，都一样，尼泊尔的那个工会是很强的势力，其中一个招标，感觉评标不合理，把要批的合同锁在柜子里面，把钥匙一拔走了，你们能源部门要继续合同，找我们。因为你们这个合同损害我们的利益，这都是潜在的风险。
还有一个例子，更严重，因为一个企业，导致中国在尼泊尔的合作受损，当然政府层面可以克服一个企业导致的不良影响，但是这个不良影响是存在的，还有一个水电的饮水洞的合同，咱们国家一个企业低价中标以后，这个投标也是，你想领跑、想长跑，要有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把企业的利益跟当地的合作方的利益和当地你项目所在地的老百姓的利益结合起来。那个项目反正没有建好就跑回来了，那个是世界银行担保的，有500万美金的担保金，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给。现在我们做一个新的世界银行支持的项目，当地政府的配套，说找来找去，必须提供其它银行的担保或者尼泊尔当地的银行担保。
所以各个方面的风险，你项目做准备，一旦走出去，做出走出去，到那个国家去投资的决定的时候，无论是作为投资人也好还是设备供应商也好，得把当地的背景搞清楚，最好找当地人，有信誉的同一个领域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一块做，相当程度上减少你的风险。
主持人：这个就是刚才秦主席说的让当地人参与，会减少风险，秦主席说一下，参加光伏领袖的企业，已经是领袖了，你说的案例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这些是个别的，但是就怕个别。
Chin Soo Mau：我很赞同宋先生刚才提到的，我本身来说，不管在东南亚做什么项目，在印尼开公司，不会做独资公司，都找印尼当地可以信任的做伙伴，刚才宋先生提起的就是到了当地的时候，基本上有很多比方说其它地区我不是很熟悉，但是东南亚地区基本上我是很熟悉的。比方说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虽然同一个国家，但是在不同的领域，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政策，比方说我在马来西亚半岛，在吉隆坡，当我们拿了那里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无法送我们的员工过去工作，因为到了东马，就算是同样是马来西亚，你到了东马还是要工作准证，没有这个，被逮捕是需要坐牢的，今年，我不提中国企业的名字，其中一家，中国企业，拿了当地的一个项目，在东马，然后招标的时候，分包招标的时候本来应该在马来西亚做，但是他回来中国做了，之后那个项目的主人，也有给他一些意见，在本地还是得找本地的，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为了工程发展快一点的完成工作还是某种其它原因，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过来的时候也100多个中国员工被抓进警察局，因为没有工作准证。这个对中国企业来说也不是很好的名义，所以“一带一路”的这个中国政策，对我来讲，是双赢的。就是说要发挥在中国企业的那个优势，需要和任何本地公司一起合作。某些地方本身比方说，中国企业可能比方说，它可能把中国的一些专家送过去当地，也可能说可以完成一个项目比较快，但是长期来说，你还是需要让本地的也是有机会，去学习发展，然后才能有长期的一个发展的合作。
这是我本身的意见，谢谢。
主持人：听听后面，我们这些非常优秀的企业，能不能各自说一下你们在海外成功的经验，让我们分享一下，学习一下。
阮少华：成功经验谈不上，特变电工在海外最开始做输变电领域的项目，到现在做新能源领域的项目，面临很多法律等等方面的挑战，其实做新能源这个业务，不会对我们所在国家造成一个法律上的障碍，因为新能源是各个国家鼓励的，毕竟对环境是友好的。但是刚才讲的对人，就是劳务的这个劳动力这一块的法律这样的遵循，第二个我们在技术条款这一块，就是刚才包括这个咱们这个宋老师讲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在海外都碰到这些问题。
比如我们在巴基斯坦做了100兆瓦这样一个光伏电站，对方这个国家虽然比我们贫穷落后，但是对技术上的要求是非常完善的，当时招标定什么东西，你提供什么，严格按照那个，所以它的表单和文档超过国内的项目，这是巴基斯坦的第一个项目，对方非常重视，请了德国的监理机构，因为当时所有的供应链是国内提供的，逆变器我们自己提供的，因为我们特变电工自己生产逆变器。当时提供什么参数，到现场以后，做检测，到现场以后，再做第二遍检测，是不是达到要求，这个项目因为监理这么严格的管控，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我知道很多项目，虽然法律很健全，但是过程不是那么健全，可能定了这么多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过程没有管控，如果没有管控，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以后，到现场以后，这个项目运行非常良好，当时建设周期非常快，目前运行非常良好，但是还是经常拿着合同条款看，你当时承诺多少发电量，现在还看，没有问题，你达到了。
因为当时这个项目从EPC到运维的都交给我们，现在每年看发电量，每年没有问题，不再对你进行任何的追溯。尤其海外的技术标准我们一定要遵守，昨天开会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还是非洲的，尚总昨天在，国内的企业把组件里面，60片的组件两片是打印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内现在大型的企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怎么遵循目标国家的法律。我们“一带一路”是长期的国策，要长期推进下去，要遵守这个技术上的要求，我们要严格按照技术去做。
下来是劳务这一块，我们是不是犯用工的风险，我们特变电工一直秉承和当地企业合作的思想，无论我们做投资还是做EPC，更多提供我们的管理经验，我们EPC供应链的优势，包括我们核心的产品的优势，更多针对现场的工作，依托当地的企业，因为他们更有经验，更了解当地的情况，这样双方形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才能把我们事业更加长远的走下去。
高连生：海外主要是政策的风险，海外对光伏政策的风险。我觉得随着我们国人对海外的认知，光伏企业也在积极的改变自己，在海外建厂，找代理公司，把我们好的产品继续销售到国外去，让国外的应该说是光伏集成商受益我们物美价廉的产品。
电站开发，我们协鑫15年布局，16年有代表处和四个分公司，我们现在在海外投资的电站，并网的95兆瓦，现在布局的，像非洲，当然非洲不是“一带一路”。非洲我去了，的确需求很大，“一带一路”的国家里面，印度，包括东南亚地区我们都有代表处，我们现在布局做电站，这里面的风险就是说，应该说“一带一路”国家的政策风险，应该说咱们国人出去，尤其这种企业投资行为，第一个就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一带一路”国家还好，非洲的政治风险严重一些。还有政策风险，一个是光伏的政策风险，还有大家做投资，一个是国家对光伏政策支持力度，包括你的减免税的情况，包括土地的情况，这个变化都对我们的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法律，我们协鑫去了以后先找代理公司，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之后，才开展项目。最主要是刚才提到的质量，其实质量是一个企业的生命线，对我们来说，投到哪里的电站，也是要保证质量的，因为质量是最关键的。
郑祎：我谈一下我们英利的一些情况。
英利作为中国新能源企业里面的老企业，光伏这个领域英利有20年的历史，随着全球光伏发展的趋势，我们英利，包括天合，都是最早在海外有布局的企业，当时的市场情况只是一个产品的销售问题，2012年之前，我们在海外有30个分支结构，在海外搭的结构还是比较多，比较密集，随着这几年光伏市场慢慢呈现跳动性，从传统的欧美，到现在的新兴市场，我们在海外的布局也是根据市场的变化做调整。
我们都是很优秀的光伏企业，好的都一样，不好的其实遇到的问题都各有各的问题，我们可能有政治的风险，政策的风险，有一些劳务劳动法的风险，包括税务的风险，土地的风险，作为这么多年在海外遇到的这些困难或者问题，包括我们融资上的东西，成本过高，都是共性的问题，我们现在也会注意到我们慢慢遇到文化上的潜在风险。这个问题，许老师本身是人大的教授，你也有更多的体会，尤其我们中国光伏企业，在国家“一带一路”大的国策下，作为一个要素走出去的话，其实我们不能只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觉得我们的产业有多么强，技术有多么强，成本有多么优势，我们的施工力量有多么好，我们更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别人怎么看，别人到底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其实谈合作，我们一直来讲，合作是一个，我们一直讲，我们要合作共赢，真正的合作是非常大的课题。在这边我们刚才世行的老师还有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秦会长都已经谈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光伏产业，让我们真正在这些成绩和困难上应该想一想，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在今后的发展中，怎么样各个方面的合作，在过去这么多发展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上下游的合作。横向的合作，然后我们跟金融机构的合作，下一步怎么跟当地的一些合作，包括我一直在想，我们在合作里面，包括企业之间怎么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这个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很大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