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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直言，“如果不去解决，就会形成量的积累，达到质的变化。电网的安全，同时也是风电场发电机组的安全，两者是一个统一体。”
对于风能专委会对标准修订不符合经济上合理原则的质疑，张琳回应称，是否经济不是可以直观判断的，需要研究用数据说话。“需要考量的是系统侧解决问题的代价小，还是通过风电场解决的代价小，我相信在标准修订过程中是要研究这个问题的。”
对于技术是否先进性质疑，张琳认为电网企业具备相关的检测工具和计算手段，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有依据、势必需要改进的。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就脱离了技术层面的讨论。如果说依靠常规电源来解决，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煤电的规模会越来越小，风电、光伏发电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要想适应更大规模的发展，风电行业绕不过负重前行。“如果对低电压穿越、高电压穿越不做要求，对风电场频率支撑也不做要求，在大规模的风电发展过程当中，再不对风机的性能做优化做调整的话，很难适应下一步的发展。”张琳直言。
争论如何和解？
笼罩在风电与电网争议的高气压一直被归咎于“利益问题”的原罪。多位风电从业人士向《能源》记者表示，“新能源行业毕竟是小弟，企业利益小、话语权也少；火电有地方利益、央企利益、金融利益，以及最大的电网利益。电网公司所代表的传统能源利益，在这场争论中主导了标准的发布。”
在能源基金会清洁电力项目主任、原龙源电力集团副总工程师陆一川看来，跨产业链标准问题的实质即为利益之争。
“一般来说跨产业链的工业标准的功能是确定产业链各环节之间在技术上的接口，也就是各环节之间技术上的权利和义务，那当然是利益问题。这样的工业标准应当追求全产业链成本在满足市场质量需求基础上的最小化。即全行业要大多数做得到，性价比要比较好才行。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成本最小化才是主线，盲目追求看似高大上的性能是无意义的浪费。”陆一川说。
“追兵颇多”的风电产业利润越杀越薄，但降成本并不意味着不能承担义务。
新能源行业分析师李岩（化名）认为，风电产业对修订稿的质疑主要来源于对风电场接入要求的大幅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本问题。“如果单从技术层面上看，风电的不确定性的确可以被调度环节克服，但是是在不计各种成本的条件下。”
“承担义务也有优化的方式，不应力推无谓浪费的方式。” 陆一川给《能源》记者做了一个比喻：就如同子女要承担养老义务，不能让最穷最闲的孩子出钱，让最忙最能挣钱的孩子花时间，这是把全家的钱往水坑里扔。
“电力系统就像一个大家庭，义务的承担大家应该各自发挥优势打好配合战，达到保证电网安全目的的同时满足全社会用电的绿色低成本需求。”陆一川说。
对此，信达证券首席区块链专家、首席能源互联网研究员曹寅对《能源》记者分析，该议题争论的本质在于利益究竟向哪方妥协：是新能源要适应现在以火电为代表的传统能源行业，还是以火电为代表的传统能源要适应新能源行业发展。
“传统能源代表当前的利益主体，而新能源代表未来。从道理上讲，应该让传统能源资产、装备、服务等，尽可能配合新能源。但从‘屁股决定脑袋’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能源行业利益主体还是站在传统能源一端，因此从利益角度来看，必须要让新能源服务大能源利益分配的格局。”曹寅分析道。
李岩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他向《能源》记者表示，电网接纳能力不够强、跨区电力交易壁垒、电力供需关系宽松、利益纷争等都是导致弃风严重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电力宽松背景下的利益纷争。
“在我国电力供需较为宽松的大背景下，风电成为我国主要电力品种之一的原因并非电力短缺，而是其低碳环保的优点，因此风电从进入市场之日起即注定是要与传统发电抢份额的，新能源与传统能源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先天的对立关系，而我国电力装机以火电为主的特点又在调峰层面加剧了这一对立。”
李岩分析称，从最极端的角度考虑，即使目前电网建设已臻完美，所有新能源送出通道都已完备，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的调峰调频能力和安全隐患也已解决，也依然要面临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传统能源与新能源抢份额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的利益纷争带有很多主观因素，是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在解决了整体供需背景下的份额问题之后，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只是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