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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能源转型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能源系统作为人类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子单元，其发展进程又受到诸多因素制衡，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创新、国际合作、民众观念等多个变量因子，这些因素和变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将影响、改变甚或扭转能源转型走势。这决定了新一轮能源转型将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
在笔者看来，这种不确定性首先体现在政策上。新一轮能源转型的一个重大背景，是气候变化和环境约束的外力“倒逼效应”，外力驱动是本轮能源转型的重要特征。各国能源政策的力度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能源转型的成败。
根据IPCC去年10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如果全球变暖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全球升温可能在2030年至2052年间的某个时刻达到1.5℃，这将带来严重环境后果。而可行的解决办法要求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减排250-300亿吨，意味着要比2010年减排40%-50%。
而根据global carbon project的预测，2018年全球化石能源碳排放高达371亿吨，同比增长2.7%，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些机构预测到2040年全球碳排放仍将达到360亿吨左右。实现1.5-2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从目前看来似乎仍是遥不可及。
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目前已有的政策力度显然不够，需要更强有力的政策来加速推进全球能源转型。但各国政策的出台又受到本国生产力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且不说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对《巴黎协定》心怀疑虑，哪怕是协定的坚定支持者，一旦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遭遇波折，能源转型是否还会被各国放在首要位置考虑？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共产品之一，人类究竟能否走出公共治理的“囚徒困境”，我认为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
第二个不确定性因素体现在技术创新上。从前两次能源转型实践看，能源转型通常伴随着重大技术革命的发生，科技革命是决定能源转型能否成功的根本动力。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当今世界处于技术大爆发、大突破的年代。快速高效的新一代计算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创新让人眼花缭乱，乐观的人对数字化技术寄予厚望，认为其将对能源转型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冷静的思考。
例如，美国泰勒·考恩在《大停滞》一书中认为，科技创新“低垂的果实”已被摘完，近年来除了信息技术大爆发之外，人类在很多科技创新的分支上都遭遇高原“窒息”。加拿大学者瓦茨拉夫·斯米尔在《能源神话与现实》一书中，也告诫人们能源技术创新并不遵循摩尔定律（集成电路芯片中的晶体管数每两年都会翻一番）。
想想人类至今仍在使用100多年前的能源动力技术，我们确实有理由对能源技术创新保持谨慎态度。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广度和深度究竟如何，又将会对新一轮能源转型产生多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还有待我们深入观察。
第三个不确定性的因素是人。能源转型必须思考人的问题，能源转型必须依靠人的智慧去推动和实现。更重要的是，任何一项能源政策的出台，乃至重大能源技术和能源消费模式的应用，都需要得到普通民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
但是人的行为理念又是最难以捉摸的，尤其在发展程度不均衡、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不同人的理念和行为存在巨大差异，对能源转型进程也将产生不小的影响。
上述几种能源转型的变量因子之间又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能源政策对能源技术具有重大影响（例如，IEA认为一旦碳价格达到50美元/吨，CCS技术将得到大规模推广）；民众的理念和消费行为会对能源政策的出台以及技术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德国民众对核电的态度，决定了德国政府激进弃核政策的出台）；技术创新成效又将进一步影响到政策和民众的行为观念（例如特斯拉引领了电动汽车消费热）。
这三大因素之间存在高度耦合、相互关联又互相制衡的复杂关系，未来三者之间会呈现什么样的演进态势（正向或负向）很难预测。这也再次说明本轮能源转型将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系统工程。
传统能源企业如何驾驭不确定性
企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未来世界里立足？从目前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研究来看，躲避可能不是应对不确定性的良方，相反，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勇敢地去拥抱不确定性，管控好不确定性风险，进而提升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的生存能力——这是历史上很多“长寿公司”能够实现基业长青的“秘诀”。
从百年企业的发展史来看，很多“长寿公司”面对企业发展环境的“潮起潮落”，都曾多次对自身业务结构进行调整和转型。经济与管理学家阿里·德赫斯总结自己在壳牌38年的工作体验，以及对世界上长寿公司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能长期生存的公司都是宽容型公司”。企业组织的适应力和灵活度是公司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前提。
从一些学界专家的研究结果看，只要方法得当，不确定性风险是可以得到有效管控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钦在其成名作《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曾提出两条应对不确定性的建议，一是模仿，二是试错。
风险管理专家塔勒布则认为，为增加系统的反脆弱性，可以尝试把一个要承担极端严重后果的系统，变为一个持续承受小冲击的系统；也可以采取“杠铃策略”（拿出85-90%的资金投入到极度安全的事情中，再拿出10-15%的资金投入极度冒险、可能会遭遇正面黑天鹅的事件）。
然而，即使具备了上述意识，掌握了相关技能，转型也未必能够成功。例如，柯达公司早在1975年就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但他们却舍不得放弃传统相机和胶卷业务带来的丰厚利润，最终难逃破产命运。曾经的手机巨头诺基亚公司在面对数字时代到来时，也曾全力谋求转型，有专家认为，2005-2010年期间诺基亚的转型方向都没错，但最后还是输了。
以上列举了那么多管理学的案例，一来想要说明改革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来更想说明改革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认为上述这些案例和研究结论，对传统能源企业推进改革转型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当前，全球能源行业也来到了转型升级的“临界点”。能源转型步伐日益加速，数字技术影响力越来越大，可再生能源竞争力不断提高，传统能源企业面临的风险在不断积聚（能源替代竞争加剧、市场份额被压缩、“碳泡沫”及“资产搁浅”风险等），推进改革转型已是必然选择。
但不得不看到的是，当前世界能源格局仍然是化石能源占主导地位，新一轮能源转型进程也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这决定了传统能源公司推动转型时，也面临着类似的“柯达困境”：如果不转型，一旦新能源行业发展快于预期，那么企业将面临“翻船”风险；如果当下即大力推进转型，放着较高回报率的传统业务不做，反而去发展一些新兴业务（这些业务的技术和商务模式可能还不完全成熟、投资回报率也不高），企业盈利可能会受影响，管理者需要面临股东和资本市场的压力。
从笔者所考察的大量能源公司的实践看，传统能源公司因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企业决策理念和价值观的差异，他们在应对能源转型时的确是“各怀打算”。
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激进变革型”，例如欧洲的ENGIE、DONG等公司，他们几乎完全退出传统化石能源业务。包括德国的意昂、莱茵这样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也对内部业务结构和组织架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第二类是“渐进变革型”，这类公司以壳牌、道达尔、BP等国际大石油公司为代表，他们既看到低碳转型的大趋势，又在中短期内对化石能源发展抱有信心，近年来大力推进绿色低碳生产，持续加码天然气业务，积极稳妥探索新能源业务。
第三类则是“被动保守型”，这类公司对能源转型仍持冷漠麻木心态，或者自我封闭、盲目自信，或者嘴上喊着绿色低碳发展，行动上又是我行我素，我认为这类公司仍然为数不少。
总体感觉，全球各地区、各类别能源公司参与新一轮能源转型的广度和深度是参差不齐的。传统公用事业公司尤其是电力公司（可再生能源替代目前主要发生在电力领域，对这类公司冲击最大），其推动能源转型的力度大于传统油气公司；欧洲地区能源公司推进转型的力度大于其他地区的公司。这也说明当下全球能源转型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性特征。
世界可再生能源理事会前主席赫尔曼·希尔在《能源变革：最终的挑战》一书中曾经说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也是具有不同功能的两种能源系统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传统能源公司作为全球能源结构中的重要力量，其如何看待并应对新能源力量的冲击？各国如何通过规制政策、激励机制设等手段，进一步增强这些公司参与能源转型的紧迫感，提升其参与转型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值得长期观察的重要命题。
原标题:能源转型不确定，公司战略应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