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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都不想报了，“因为一旦报了，可能就要求他们必须得做。”
不想做的原因，当然是缺钱，“大部分也是报上去就报上去了，根本就没打算真正做，地方政府没钱，就在等政策呗，等着跟国家财政要钱。”该PPP中心主任说。
但既然上报项目占了坑，就必须得填坑。自从去年10月成立PPP咨询公司后，崔宏伟多次遇到来找他重新包装项目的地方政府人士，有一次某市政府的客户对他说，“我们领导很急，这个项目和社会资本方已经达成了合作框架协议，已经报上去要做PPP，所以要重新包装一下，只要补上几个报告，保证审核的时候能够通过就行。”
这种事情并非个案。崔宏伟说，一开始好多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PPP是很规范的一件事，觉得可以先报项目上去，再暗度陈仓，后来发现不对劲，担心程序不合规通不过审核，有的地方政府就找上门来，要求从当时申报的时间起点开始，“倒回去把各种手续给他们做全，”崔宏伟说，“这样的情况，会留下巨大的窟窿，将来一旦产生法律纠纷，国家社会的损失会非常大。”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PPP业内人士都感觉，近年来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态度，变得更强势了。
曾经多年在央企做工程建设的中扶普惠投资董事长滕讯飞记得，六七年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都是求着企业。那时候地方政府需要修路、修污水处理厂，但财政支出很多，负债率又高，为了把面子上的工程做起来，一种方法是找央企，二是找房地产企业，允许企业低价拿地的同时负责修路。“那时候都是地方政府主动上门找企业。”他说。
但现在，“央企想见一个市长都要通过各种关系，地方政府总会说不缺钱。”滕讯飞现在大部分工作是给地方政府做产业基金，前不久他刚跟沿海某市领导吃饭，领导一上来就说，“我们不缺钱，农发行给我们400亿的支持，才1.7%的年利率。”
实际上，很多金融机构如国开行的贷款是完成对政府的信用评级、项目真正落地后才会真正放贷。等到项目真正实施之后，PPP项目一般是由建设方和资本方主导，地方政府官员无权左右，将来的运营期地方政府官员也没有话语权。
还有的地方政府在财税改革启动后，开始算账到底要不要做PPP项目。
一位地级市财政局官员曾经对滕讯飞私下埋怨，在营改增之后，地方上不是很喜欢做PPP了。原因是，原来工程建设中的营业税改成了增值税，税率从3.41%变成11%，这部分计入成本后，将来埋单的还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算的另一笔账，是中央划定的10%的PPP财政支出“红线”。湖北襄阳老河口市委书记伍军在青岛的PPP论坛上说，“我们中西部绝大多数的县级市，每年财政总收入规模大约在30亿—150亿。如果是10%，就是3亿—15亿，如果我们以10倍的杠杆率，也就是说类似老河口这样的城市，每年PPP项目的投资总规模，应该在10亿—150亿之间。”
如果是这样的规模，“可能做三四个项目，10%的红线就达到了。”李竞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