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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的研究成果表明，超过99%的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85%的PM2.5、92%的一氧化碳以及66%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来自电力、工业、居民生活、交通、农业等领域的能源使用过程(图3)。
不同化石能源使用产生的污染物排放种类不同，排放方式也不同，对环境的影响有较大差别(表1)。2015年，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达64%，石油消费占18.1%，天然气消费仅为5.9%，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14.5%。
科学考虑排放污染对环境的影响不仅要区分能源品种，更要区分各种燃烧设施对雾霾的影响。如煤炭污染应区分电煤与散煤的污染。我国的煤炭消费中约有50%为电煤，散煤主要包括家庭取暖、餐饮等用煤，以及一些水泥厂、玻璃厂、钢厂、工业用的小型锅炉(平均容量在8吨/小时)，约占煤炭消费总量的15-20%。电厂对脱硫、脱硝、除尘要求较高，其他种类的煤炭消费排放则相对高，如工业锅炉(65吨/小时以下)中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则比普通煤电厂高出2-4倍(图4)。散煤燃烧单体容量小，脱硫、脱硝处理环保成本极高，目前尚未制定散煤排放标准，业内普遍认为散煤燃烧排放一般为电厂排放的10倍。
雾霾治理主要措施
治理雾霾的主要手段有两类，“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
“源头控制”即优化一次能源结构，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提高清洁能源占比，从而降低一次污染物排放。该方法行之有效，却耗时漫长。例如，北京依靠天然气优化本地能源结构，2008年前规划气电厂，到2017年四大气电厂才全部投产，历时超过十年;全国范围看，煤炭2010年占我国一次能源的比重为68%，到2015年才降到64%。
“源头控制”的难度有二：
一是清洁能源经济性差。我国“富煤少油缺气” 的资源禀赋决定煤炭使用的经济性超过其他能源，而环境污染成本无法内部化，使得清洁能源的环保优势无法在价格上体现。如煤电成本最低(图5)，若天然气发电成本与煤电相当，气价需从当前的2.3元/立方米左右降至1.2元/立方米。
二是供应不足。天然气方面，当前我国进口供应比重已超过30%;可供经济开发的水电、风电资源已不多，适宜核电站选址也有限;光伏成本下降最快，但因光伏能量密度低与间歇性的局限，在储能未商业化量产前，光伏亦无法大幅增长。
因此，如无巨大技术突破，预计到2030年，煤炭仍将是我国最主要的一次能源。
“末端治理”即优化生产过程，包括清洁生产、优化工业布局、节能减排等。事实上，“末端治理”只是污染物的转移, 治标不治本。如烟气脱硫、除尘形成大量废渣，废水集中处理产生大量污泥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所以，雾霾治理最终还是要减少能源消费与优化消费结构，必须“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两手抓。
四是狠抓末端治理。由于洛杉矶雾霾的源头是汽车尾气，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的主要措施就是控制机动车排放，政府最初的对策是改良汽车，提高发动机的燃烧效率、加装催化转化器。其中，后者效果更为显著。催化转化器通常安装于汽车的尾气排放系统，其主要作用是将尾气中的NOx等有害气体转化为无害物质，从而达到减排效果。英国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并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同时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五是从源头改善。197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鼓励使用天然气和乙醇,并且提高了汽油的油品标准。而英国和日本相应进行了能源结构优化，英国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1965年的不到0.4%增加到1985年的 23.1%;连几乎100%依赖进口的日本，天然气占比也从1965年的1%提高到1990年的10%。
中国治霾效果
国外经验充分表明雾霾治理需要系统化工作。我国工业化进程比发达国家晚，雾霾成因更复杂，治霾须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充分考虑自身国情。事实上，我国自2013年起已出台一系列治霾政策与法规(表2)，有效降低了全国(图6)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PM2.5指数，环保治理初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