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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可知，OECD成员国居民用电价格大多高于工业用电价格，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国居民用电价格远低于工业用电价格，仅为德国的23.6%、加拿大的73.6%。通常情况下，居民用电价格与工业用电价格应该相差1倍左右。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居民电价为0.078美元/kW·h，工业电价为0.084美元/kW·h，居民电价比工业用电价格低了7.1%。
居民电价过低会导致以下三个后果。一是不能反映电力资源稀缺程度，不利于节能减排，同时增加工商业用户用电负担;二是压缩我国电力企业利润空间，国外和民营电力投资商纷纷从中国电力投资领域撤出;三是阻碍了民间投资进入电力行业。
(三)煤电矛盾
煤电矛盾一直是电力行业乃至整个能源行业难以破解的难题。2002年之前，煤炭价格由国家制定，政府部门、铁路运输、电力企业、煤炭企业只需每年参与一次煤炭订货会，衔接一下煤炭量的多少即可。在这种计划体制下，发电企业的煤炭供应和价格能基本保持平衡。但自2002年实施厂网分开、政企分开电力体制改革后，政府逐渐放开了电煤价格管制，形成了以市场合同价为准、确定铁路运量的电煤价格市场运作格局。
2006年政府完全取消重点电煤合同指导价，让市场主导煤炭价格。但由于电力产业是特殊的、事关国计民生能源产业，政府仍然对电价实行严格把控，发电企业是没有自主调价权的，而处于上游的煤炭企业可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调节煤炭价格，这就导致了“市场煤、计划电”矛盾的产生。
由图4可知，2002年～2008年，全国电煤重点合同煤平均价格(车板价，不包含运输费用)上涨了2.25倍，但电力价格只上涨了不到40%，且这种状况在近些年来仍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每当煤炭价格上涨，发电企业就不得不面对亏损运营的困境，用电荒开始出现。
国外经验借鉴
通过研究世界各国的电价规制体系，发现电价规制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宏观因素影响：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二是产业结构，三是政策因素。以下笔者将着重分析英国、美国和日本电价规制改革经验，以期为我国电价规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英国电价规制改革
英国对电力体制进行了两次变革。第一次是电力库模式(pool)改革，从1990年开始引入多种力量，在发电领域展开市场竞争，实施电力产业私有化。重点是将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四个环节独立开来，引入私人资本，实现私有化，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多种资本进入电力产业，用户可以自主选择供应商，市场配置效率更高，市场活力得到增强。同时将国家电力管制办公室(OFFER)与天然气管制办公室进行合并，成立了能源办公室(OFGEM)，对电力进行管制，构建独立的电力监管体系。英国地方政府不再对电力进行监管，采取集权制管理模式。电价方面，由于改革中的虚拟实时价格易产生波动，为规避价格风险，发电商和用户普遍签订了短期或长期合同。这次改革后，英国的电价大幅度下降。1990年～2000年，英国的配电费平均降低33%，工业用电用户支付电费平均减少29%～32%，居民用电用户也得到了巨大实惠。
在电力库改革中，发电商的报价和电力价格形成机制十分复杂，且缺乏透明度，阻碍了市场参与者根据价格作出合理决策。发电企业控制了电力价格，供电商和用户处于被动地位。有鉴于此，2001年英国进行了第二次改革，设计新的电力交易系统(NETA)代替以往的交易方式，即通过远期合约(期货)市场进行交易，配合短期现货交易，建立平衡机制，促进电力电量平衡。合约双方不止包括发电企业，还包括输电系统运营商、供电商和用户，有效提高了供电商和用户在电价形成机制中的地位，充分彰显了公平。电力价格绕过政府，由双方签订的合同决定，这使得电价不再仅仅由发电方决定，电力市场需求侧也参与了电价制定，电力负荷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了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平衡，价格形成简单透明，有利于电力市场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