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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从土地管理到土地治理

2016-10-11 09:19:45 来源:
而好的国家和差的国家的差别在哪儿呢?差别在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平衡,公法太强的国家往往会对私法的行使产生比较大的制约,就会影响产权的有效性;而公法太弱的国家往往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土地治理的秩序和产权保护的无序,我们现在对于土地的法治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只有土地的行政法规没有土地公法本身应该如何运行的研究,也没有土地私法应该如何有效实施的研究。

我们现在的土地《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和《承包法》在整个法治上的实施能力为什么弱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是跟整个法治的秩序相关的。

三是管理。这里面最重要的规制能力是指土地资源如何可持续利用的管理。

四是规划。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单一制国家的规划体系往往是自上而下形成的,非单一制国家的规划往往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比如说美国的规划往往是以乡镇为基本单位),他们这种自下而上的规划体系往往是为了解决资源利用的外部性问题。

资源规划的形成往往是各种利益主体参与的结果。规划在制定的过程中往往是以保护产权为基础的。这样的规划往往是可实施的规划,它的规模半径不大,它在相关利益之间的处理要比(我们)更加可商量,而且参与性更高,它尊重产权。因此单一制国家的规划,由其是我们这种长期受到计划体制影响的国家如何形成一个有效的规划体系,是我们未来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再谈土地改革

世界银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推行的各国的土地改革都是再分配的土地改革,这里面南美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形成了土地分配的更不均衡和大量无地者的增加,加剧了整个拉美的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南非在原来白人统治时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在强化白人土地精英对土地的控制,黑人总统上任以后,将原来白人的土地分给黑人,是改革了原来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土地再分配的过程。

南非(包括越南)走的都是土地重新再分配的土地改革,这些地区土地改革的基本经验在于土地改革不是效率优先的改革,土地改革实际上是解决一个社会的基本资源占有的公平问题,来形成社会的稳定器,因此它的效率就是有问题的。

对台湾土改和我们五十年代的土改的研究发现,分层制和佃农制从经济效率来讲并不是无效的,之所以改革就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量,就是政治秩序的再造,没有这场改革,政权就建立不起来;另外就是土地的这种小规模的占有对于社会的稳定器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是解决整个社会的土地大占有者导致的土地投机影响的社会的不稳定。

从世界各国成功的不成功的土改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土地改革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改革;土地改革是公平大于效率的改革;各国的土地改革的成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前提,往往一个国家从农业社后转向工业社会的时候,土地改革能够起到社会的政治秩序的重造作用的,为大规模的工业化提供农业社后的稳定基础,因此土地改革成功的国家对该国家的现代化是起到积极作用的,而土地改革不成功的国家,往往会加剧利益分配不均的收入差距,造成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受阻。

土地治理中的有关权利和土地利益

土地权利的安排是会形成不同的土地利益的结构,在对土地的权利安排里面,最主要的几个方面是:

一是大规模的征收,往往造成大群体利益的伤害;

二是土地的投机,该问题是土地利用中无解的问题。美国历史一样,从1830年到罗斯福新政,美国最大的腐败案发生在两个领域,土地腐败和基础设施腐败,跟我国一样。

原因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巨大转型过程中,最大的升值就是土地升值,美国1820年以前的商人多为小商人,如木材倒卖。到美国大转型,基本发土地财,一种方式是,在修路和建港口时,将道路两边的土地开发权让渡给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伴随道路通行,土地开发利益开始上升,是巨富的重要方面;另外一种方式是做假票,杰克森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在土地上每人划一块地,每人60英亩,而这60英亩没有到小土地所有者身上,土地投机商都把小土地权证购买过来,投机商买来后游说国会,允许该地区在规划上设施建设,使得土地价值升值。

三是贿赂,开发商在开发一片地区时,压低土地价格,游说国会议员通过法案,内部分赃,罗斯福之前不抓,罗斯福新政后见一个抓一个,美国的反腐从土地腐败开始。大量的土地投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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