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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梳理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记者注意到，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淡化了GDP考核，环保变为各级党委、政府执政的“硬任务”，而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要求。
2010年7月的一天，在四川岷山主峰雪宝顶脚下，记者亲历了一场对话。
这是一次世界最高海拔的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对话——从海拔5588米的雪山之巅，到海拔4200米的雪宝顶大本营，5名登山者与国内外13所高校的23名大学生，通过对讲机共同探讨环保之策。
此时的雪宝顶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洁白纯净。与记者多次见到的珠穆朗玛峰不同，雪宝顶上的冰川面积并不大，冰川下部已成块成块地断裂，山腰和山脚多是碎石坡。站在大本营，肉眼就可以看到雪山之巅裸露的黑褐色岩石。
在最近十年中，类似的雪宝顶对话无时无刻不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进行着。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环保意识觉醒的最显著标志，进而推动的是整个中国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
2018年4月16日，生态环境部揭牌成立。
环保人觉醒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虽然环境污染并不重，但生态已遭受到严重破坏。
历经“大跃进”、十年动乱等震荡，大量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不重视污染控制，城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影响到国人的身心健康。
“那个时候，衬衫穿不了一天就黑了。好像没有哪一座城市不是黑乎乎的。工厂的烟囱肆意地吐着五颜六色浓烟，喷着黑烟的汽车在大街上行驶，从工厂排出的黑臭污水直接流进河里。人们对此司空见惯。”一位环保人士对记者说。
而在当时，许多人仍然盲目地认为，环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症，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
1972年，中国派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的几年，第一批“环保人”开始觉醒，意识到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峻性。
曲格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先后担任了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代表、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不仅是一个大气污染，还有水污染、土壤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等，存在的问题很多、很大。”曲格平说。
国家统计局今年9月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也承认，“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环境保护理念从无到有，环境保护工作开始逐步开展。”
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
1978年，新中国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上大学时，中国只有《宪法》《刑法》《婚姻法》等不到十部法律，但却有《环境保护法(试行)》。我好奇于法律为什么要‘试行’，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两个字去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吕忠梅说。
这之后的几十年间，吕忠梅见证了中国环境法治发展的不平凡历程：环境立法从一部“试行”法到今天的37部法律，环境管理机构从1982年的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局到现在的生态环境部，环保法庭从2007年的一个到如今的1200多个……
